刀郎的音樂

刀郎唱「沙棗花兒香」

在西部的土地上﹐我和當地人一起﹐坐著擁擠的班車﹐車上充斥著西藏的味道。我還沒喝過酥油茶﹐「那應該是酥油茶的味道吧﹖」我猜。車窗外是無止境的草原﹐如同汪洋。


六月﹐那應該是熱情奔放的季節﹐但若兒蓋的草原依舊滲著初融的雪。大地最後的一道嚴峻﹐拼死一搏的箭雨﹐正襲擊著我們的車。在泠洌中行駛﹐班車就是在汪洋中的一條破船。我們的命運﹐只有一條。我從來沒有想像到﹐自己會與中國邊疆的藏民命運與共。
我生長在台灣﹐和他們隔著海峽。現在在美國﹐隔著太平洋。但是﹐那皺紋已成層層波浪的老婦人﹐卻讓我熟悉地覺得﹐幾天前從太平洋彼岸登上的﹐是回家的班機。

這是不是一種同情呢﹖中國人說的同情有著憐憫的意思﹐英文解釋卻是感情交融。我是不是因為憐憫著她的貧窮﹐而竟然覺得我們是一體了﹖是不是她的貧窮﹐交融了我內心一直存在的貧窮的結﹖可是﹐我又覺得她是她﹑我是我。我是旅人﹐她屬於這土地。你沒見到草原上的藏寨﹐升著炊煙﹔牧羊人的裝束﹐和這老婦人是一樣的﹖這意味著什麼呢﹖意味著我們不同﹐但也意味著我在這兒不會孤獨。因為老婦人的世界﹐就在這千里的曠野。同樣是曠野﹐蒙他那卻全然不同。那兒沒有藏寨﹑沒有炊煙﹐也沒有牧羊人。於是﹐就真的是陌生孤獨的國度了。

老婦人連接了車的內外﹐把我這外來旅人也包絡在這西部的情調裡了。倘若老太太可以將我這冥頑不靈的靈魂放置在草原大地﹐那麼司機放出的刀郎音樂﹐就將我種在那兒了。

「這是什麼音樂﹖」
「刀郎的。」
「刀郎是誰﹖」

我的問題沒有任何回答。

這個讓我無法離開西部草原的歌者﹐那讓我看著草原會流淚的歌聲﹐卻那麼神秘。沒什麼人知道他到底是誰。那位上海來的姑娘﹐也不知道這個在中國西半邊老幼傳頌的歌聲是怎麼產生的﹑怎麼紅的。

刀郎的音樂是無意中進入我的世界。甚至可以說﹐是一路上所有的司機強迫我接受的。也許他們並不知道﹐乘客中有個外人﹐對中國西部的了解全部來自書本﹐而不是生活。對他們而言﹐刀郎已經是西部的一部分。只要有西部的老百姓﹐就有刀郎。西部有刀郎﹐而刀郎代表了西部。就像是任何一座漢人的都市——上海﹑台北﹑香港﹐都離不開港台的流行音樂。可是﹐刀郎的崛起﹐就是這一年的事啊。是西部人民在這一年間﹐頓然發現刀郎的音樂表現了中國大西部﹐還是刀郎發掘了西部人從前連自己都不知道的心靈特質﹖

我想起九三年從南寧坐火車到桂林。車上放著旋律十分熟悉的聲樂——被大陸政權捧起的中國民族音樂﹐和學生時候所學的中國民族音樂﹐是那麼的相似﹐可是卻絕對不會是同一首。旋律熟悉﹐但沒有一首聽過。而當音樂播放到主旋律的時候﹐火車上所有的乘客竟然都高歌起來了。似乎在展現那個地方早就心照不宣的規律﹐這個規律有著它特殊的整體性﹐外人是沒有機會切入的。

這就是我的矛盾。做為旅行者的矛盾。沒有一個旅行者不希望融入當地﹐可是如果永遠只是匆匆別過﹐那是不可能的。

刀郎的音樂是給旅行者聽的﹐是給異鄉人沉湎的。有人說他的音樂俗﹑俗氣﹑俗不可耐。但正是他的音樂俗到公車的路名和站名都成了歌詞﹐沒有流行音樂家刻意彫琢出的浪漫﹐才能讓旅行者﹑異鄉人﹐在外在一切都無所歸屬的單純之中﹐聽到故鄉最細致的回聲。

此刻﹐車上也突然有兩三位乘客跟著刀郎唱了起來。但是沒有人膽敢放聲﹐因為刀郎的聲音是學不來的。他的聲音讓人想起趙傳。然而和趙傳不一樣的是﹐他無須控訴命運的悲慘﹐也無須哭泣於愛情的無奈。他那沙啞得委屈的聲音﹐給人的不僅是聽覺﹐而且是視覺——看到了一個西北大漢﹐滴下眼淚﹐卻不知該說些什麼﹕有著委屈﹑有著樸拙﹑有著打破門牙和血吞也不吭一聲的固執和硬朗。

後來才知道﹐刀郎是四川人。早年駐唱﹐一天經常只能掙到二十塊人民幣。後來認識了一位新疆姑娘﹐到了烏魯木齊。二○○一年出過一張專輯﹐總共只賣出兩千張。今天他的「二○○二年的第一場雪」﹐盜版市場據說卻賣出八百萬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