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7年7月29日 星期日

莫高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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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高窟(六之四)

第二天一早﹐兩人來見王道士。

「道長早。」蔣孝琬拱手作揖﹐先行問候。

「早﹐早。」道士豎起掃帚﹐在荒漠裡被曬得黝黑的臉﹐露著潔白的牙齒。

「昨天同您提過了﹐不知您是否願意讓斯大人看看那些經卷呢﹖」早先蔣孝琬就向王圓籙介紹﹐斯坦因是從大英國來的斯大人﹑諱坦因。不過為免招搖﹐並沒有多提斯坦因來中國的目的。


王圓籙左右看了看兩人﹐「這個……﹐不方便吧﹖」臉上滿是疑惑。

蔣孝琬將王圓籙的回答一五一十地翻譯給了斯坦因。斯坦因想了想﹐

「那就請跟他說﹐我會捐些錢﹐幫助他修復莫高窟﹐恢復此地的光榮。」

蔣孝琬點了點頭﹐轉身對王圓籙說。

「呵呵﹐」王圓籙這才又笑了。湖北人和湖南人在塞外相見﹐本就是個緣分。王圓籙相信緣分﹐相信神喻。要不是有這個半個老鄉﹐王圓籙是不會和斯坦因進行任何交涉的。於是他兩人聊了起來。王圓籙不知道他們最後的目的﹐但是蔣孝琬卻一步步地進入主題﹐

「道長﹐這位大英國來的教育大臣一直仰慕佛法﹐希望能夠得到一些佛經﹐帶回大英國。斯大人說了﹐他願意給你豐厚的報酬﹐您的晚年就有著落了。」

「不不不﹗這絕對不行﹐」蔣孝琬以為時機成熟﹐但想不到﹐他這麼一提﹐原本融洽的談話立刻緊張了起來﹐「這些都是佛經﹐是要供養的﹐不是拿來買賣的﹗」王圓籙揮著手猛搖著頭。

「道長﹐您誤會了。他不是買。這些佛經帶回之後﹐是要供奉在大英國的興教寺﹐斯大人會給您足夠的錢修復佛寺的……」蔣孝琬將負責保護和研究古代文物的大英博物館說成是興教寺﹐TempleofLearning。

「不不不﹗這些佛經不屬於我一個人﹐是屬於所有這兒的信徒的﹐」王圓籙背著蔣孝琬揮手﹐不過他停頓了一下﹐似乎這「興教寺」稍微打動了他……

「哎﹐不行﹗不行﹗」王道士走進了太清宮﹐也就是第十六窟﹐不理他們了。王道士的矛盾﹐是中國農民性格遇到大決定時的自然表現。

這樣﹐斯坦因和蔣孝琬兩人和王道士第一天的會談失去了交集。當天晚上﹐他兩人沮喪得很。

「先生﹐這全怪我﹐不該這麼早提出買佛經的事。」

「不﹐這不怪你。」

「看起來王道士是不為金錢所動的。」

「嗯﹐」斯坦因雖然遭到拒絕﹐但對他的虔誠﹐不僅毫無報怨﹐甚至打從心裡敬佩這個小人物﹐「你覺得我們下一步該怎麼辦﹖我希望Abbot知道﹐這些文物不應該繼續留在這千年的牢籠裡﹐任憑荒廢。它們需要得到應有的保護。」

「王道士一心一意想修復佛寺﹐他說了。我們現在可以做的﹐就只能是挽回和他的關係﹐慢慢地來。否則﹐讓王道士又起疑慮﹐我們的任務失敗﹔這些文物留在這兒固然讓人難過﹐而將來要是真引起官府的注意﹐更絕對沒好下場的。」蔣孝琬似乎預測到了這些文物在大清國政府接管之後的一切危難。一九○九年﹐中國政府終於接管了莫高窟﹐包括藏經洞。那些負責運送而識貨的官員﹐私自攬下了許多經卷﹐而把較長的經卷剪半充數。或者﹐他們裝聾作啞﹐任憑竊賊拿取﹐事後再行分贓。北京的達官貴人更豈可落人之後﹐敦煌遺書成為他們賞心把玩的古董﹐不計其數。這些散落的敦煌遺書﹐至今全數佚失。

「那你覺得該怎麼做呢﹖」

「我們應該從他修復的洞窟著手。洞窟的修復是他的心血結晶。上回他去化緣﹐就為這事。讓我明天一早請他帶我們參觀佛寺﹐重新和他建立關係﹐然後才可以進行下一步。」

第二天﹐他們來到了佛寺﹐提出了參觀的要求。

「那行﹗那行﹗」王道士欣然答應﹐「來來﹐我帶你們瞧瞧。」

王道士領著兩人。洞口﹐無數塵剎反射著陽光﹐將王圓籙剛修復的木製梁柱﹐烘托得更有佛殿的氣派。梁柱上的漆看得出是新上的﹐映著塵光﹐光彩斑斕。

這是現在編號十六的洞窟﹐又稱為吳和尚窟﹐因為旁邊就是俗姓吳的洪辨和尚的影堂﹐也是後來的藏經洞﹐第十七窟。

斯坦因經過十六窟的甬道﹐難免不將腳步放慢﹐頭向右轉﹐看著藏經洞。洞口依舊是王道士砌上的磚牆。斯坦因對牆後的世界充滿好奇﹐但他知道﹐現在再問王道士關於那藏經洞的事﹐只會更增加他的疑慮。

到了這覆斗頂型的石窟中央﹐王道士滿是自豪﹐向斯坦因他們一一解釋他的修復工作。他相信﹐他所做的事真正讓這些佛像又生動了起來。斯坦因沒說什麼﹐只是不住地應和著王道士的宗教熱忱。然而﹐他的心沉了。看著王道士的熱忱﹐想著昨天嚴正拒絕金錢的交換﹐他絕不懷疑這瘦小的道士有著質朴的道德觀﹐甚至敬佩。但這些新修的佛像﹐無論造型還是色彩﹐都顯單調。他們加入莫高窟的行列﹐並沒有增添任何光彩﹐卻讓唐宋的輝煌和風韻﹐印證著晚清的凋蔽。這點王圓籙是感覺不到的﹐但研究古代藝術的斯坦因﹐卻暗地裡痛心。然而﹐他也不忍心指責王道士。從王道士襤褸的衣衫﹑和村民的口中﹐斯坦因知道﹐他將化緣所得﹐全數用在修復﹐個人毫不扣留。

今天的莫高窟﹐我們依然可以看到當年王圓籙刷上的白色底漆﹐壓在當初燦爛過的唐宋壁畫之上。這些石窟像是橫剖的古木﹐剝露出歷史的年輪﹕北周的人逝去了﹐隋唐的人就把畫畫在北周的作品上﹐於是壁畫成了兩層。隋唐逝去了﹐宋朝的人就畫在隋唐的作品上﹐於是壁畫成了三層。王圓籙自然不明白在他七百年前﹐中國的繪畫史上曾經如此輝煌地層層疊疊﹐他所想到的只是給村民一個信仰的場所﹐這是在他的認知世界裡的最上功德。新畫疊在舊畫之上﹐自古皆然。王道士即是古人﹐古人即是王道士﹐趙錢孫李﹐亦復如是﹐一如佛經所示。只是﹐在唐宋的盛世﹐新畫就算不能邁越前人﹐也表現了時代的特色。可是王圓籙那個時代中國的特色是什麼呢﹖凋蔽。

他刷上的不是他個人的無知﹐而是整個中國的慘白。

這天的石窟之行打破了想用金錢打動王圓籙而引起的尷尬。斯坦因的和善贏取了友誼。當天晚上﹐兩人繼續在斯坦因的帳篷裡商議。

「先生﹐王道士對我們放心多了﹐您看﹐我們是否應該提一提買那些經卷的要求﹖」

蔣孝琬建議﹐而斯坦因也同意了。可是要怎麼切入呢﹖從這幾天和王道士交往的經驗﹐斯坦因知道﹐王道士的個性十分謹慎保守﹐如果再讓他心生疑慮﹐恐怕真的要前功盡棄了。

2007年7月18日 星期三

鳴沙山﹑月牙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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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高窟(六之三)


十六日﹐一行人到了莫高窟﹐因為他們在烏魯木齊的時候﹐就聽往來的商人提過﹐敦煌附近十二里處有個莫高窟﹐那兒有個道士叫王圓籙﹐主動成了看守﹐而其中一個洞﹐存有一些古代的典籍。斯坦因對這個傳言雖然並不是置之不理﹐但也沒有認真對待。不過既然來到了敦煌﹐就順道看看莫高窟。到了莫高窟﹐王道士不在﹐化緣去了。不過留守的小和尚讓他們瞄了藏經洞的洞口一眼。洞口被木板門遮住﹐看不到裡面。


王圓籙既然擔起了看守莫高窟的責任﹐就有心修復這些殘破的洞穴﹐這是他出門化緣的原因。他不知道﹐這些洞穴已經廢棄了七百年了。他更不知道他做的是一件類似承先啟後﹑為往聖繼絕學的任務。這是歷史的非理性選擇﹐沒有篩選。對他而言﹐不管這佛寺年代多遠﹐修補前人留下來的產業﹐是件完全不須經過考慮而應該做的事﹔更何況﹐他已經自許為此地的看守者﹑又是個道士。儒釋道三位一體﹐捨我其誰。

公元三六六年﹐「有沙門樂僔﹐嘗杖錫林野﹐行止此山﹐忽見金光﹐狀有千佛。」短短數語﹐莫高窟千佛洞的來歷瞭然判明了。此後後人不斷地在這山崖鑿窟造佛﹐持續千年。世界上沒有其他任何地方﹐可以像莫高窟一般﹐以千年的光陰﹐表現文化的永恆不絕。然而﹐七百年前﹐蒙古人的元朝滅亡﹐代之而起的明帝國﹐除了為了找尋政敵而大張旗鼓地派遣艦隊以外﹐對於和那些圍繞在中國周圍的外道夷狄聯繫﹐有著類偏執狂似的排斥。因此﹐過去做為絲路重鎮的敦煌﹐而今鳴沙山雖然依舊﹐綠洲仍在﹐只是千年以來由民間藝術家所累積的﹑在中國文化史上燦爛的壁畫﹑雕塑﹐從此絕矣。王圓籙是不了解這些的。斯坦因關心古物發掘﹐不懂中國人的歷史心酸。而蔣孝琬透過西北文人的口耳相傳知道﹐七年前王圓籙將藏經洞發現一事報告給縣太爺﹐並送上了一些經卷。縣太爺身處中國官場﹐附庸風雅一事自然是趨之若騖。於是﹐經卷成了他個人的古董收藏。他也深知為官之道﹐將部分經卷送給了在蘭州的省府﹐好事巴結。省府裡的人知道這些經卷的價值﹐建議將藏經洞裡的寶物送往京師。然而﹐一經盤算﹐所費不貲。廢棄的紙張﹐價值不敵運費﹐於是此議作罷。省府下令﹐封藏經洞。王道士打開藏經洞的那一瞬間﹐只是吉光片羽。在失去生命力的中國﹐古物屬於黑暗。

後來的敦煌學者研究﹐藏經洞真的是時人將廢棄的紙張堆放的小山洞。這些中國廢紙﹐不見記載﹐成為世界文化的瑰寶﹔而中國史書上斑斑可考的典章文物﹐多成為政治的犧牲品。這點﹐只要有中國血統的人﹐不分省籍﹐有志一同。中國的官僚文化是不可能擔負起保護這些文物的工作的﹐蔣孝琬知之甚明。於是﹐他提醒斯坦因﹐一定要見到手握藏經洞鑰匙的王圓籙。

於是斯坦因改變了他的既定行程﹐決定在敦煌多留幾天。趁此空檔﹐他在附近進行其他的考古工作。也許是因為他的敦煌發現太受到重視﹐也許因為他是個盜寶賊﹐中國人能不提他﹐就不提他﹔提到他﹐也是做為反面教材。於是玉門關成為一個重要的景點﹐但她是斯坦因所堪定的事實﹐就鮮為人知了。現在﹐人們在玉門關旅行﹐是不會看到任何有關斯坦因的記載。

一九○七年五月二十一日﹐他回到了莫高窟﹐見到王圓籙——AbbotWang﹐是他給這個上世紀初農民出身的道士的英文名字。一開始﹐王圓籙也帶他們瞧了藏經洞。謹慎不願惹事的道士﹐如同中國數億農民的性格一般﹐是不會讓他們看到裡面的。斯坦因瞧了一眼﹐沒有搭話﹐可是心卻一怔﹐

「這洞口怎麼砌上了磚﹖」

先前在蔣孝琬不斷的指點之下﹐斯坦因認識到﹐這次敦煌之行﹐成功了﹐這些經卷繪畫將得到保護﹔如果失敗了﹐斯坦因知道中國人一向有燒廢紙的習慣﹐這些古物極有可能和鄭和下西洋的所有航海記錄一般﹐付之一炬。留給後世的﹐將只是老人口裡代代相傳的傳奇﹐而沒有任何供人研究和欣賞的遺物。於是﹐斯坦因看到這大門的改變﹐緊張地趕緊拉著蔣孝琬﹐猜測怎麼回事。

「莫非是官府的人來查封了。」蔣孝琬說。

「是啊﹐你不是說﹐Abbot發現藏經洞之後﹐就稟告了官府﹖」斯坦因問。蔣孝琬思忖片刻﹐只說﹐這事是有蹊蹺。但沒有問答斯坦因的問題。不過﹐他答應﹐當天晚上立即打聽。

「先生﹐洞口大門的事已經打聽了。」蔣孝琬掀開門帘﹐走進斯坦因的帳篷。

「是怎麼回事﹖」斯坦因趕緊將寫日誌的筆放下﹐站起身來﹐詢問蔣孝琬。斯坦因從事探險多年﹐已經養成了每晚寫日誌的習慣。就算在塔克拉馬干沙漠的天寒地凍裡﹐仍舊不中斷。

「先生請先放心。」蔣孝琬微笑地說﹐「我和王道士談過了﹐那磚牆是他自己砌的﹐怕的是上星期的香期被好奇的信徒瞧見。」

「所以和官府無關了﹖」

「不但無關﹐而且省府看過當初王道士選的一些經卷之後﹐決定將那些經卷送回﹐連同所有這兒的經卷﹐全交由王道士看管。他的工作現在是名正言順了。」

「太好了﹐這麼說﹐我們可以不須經過官府﹐就直接和Abbot交涉了。」斯坦因鬆了口氣。

未完待續...

2007年7月11日 星期三

祁連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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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高窟(六之二)

新疆是個有著許多奇幻傳說的地方。廢墟﹑壁畫﹑佛像﹐在斯坦因(AurelStein)之前﹐俄國人﹑匈牙利人就已經陸續發現了許多背後藏著故事的遺跡。於是﹐有人就這麼說﹕這兒曾經有個消失的帝國。他就是來尋找這消失帝國的。一九○六年﹐和許多其他探險隊一樣﹐斯坦因進入中國的喀什(Kashgar)。天高皇帝遠﹐這在天山山脈另外一端的喀什﹐慈禧太后恐怕甚至不知道﹐那是中國的一部分。於是﹐這介於中國新疆邊境﹐但卻是中亞核心地區的喀什﹐就成了「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」(EastTurkestan)的首都。英國在這兒設有領事館。



在甘肅旅行的時候﹐遇到許多西方人都是從喀什來的。而我們中國的觀光客﹐如果要到喀什﹐肯定是向西行的。中西兩方到中亞的方向﹐就和他們看待這個地方的角度一般﹐大相逕庭。

為了尋找那消失的帝國﹐斯坦因穿越塔克拉馬干沙漠。沒有人敢在夏天如此地冒險。不需多言﹐那散落在沙漠中的枯骨﹐就說明了問題。然而﹐在冬天穿越﹐雖然避免了脫水而死的危險﹐但酷寒卻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忍受的。這是生命的挑戰。沒有可以取代生命的宏願﹐諒是不必冒這個險的。

這次跟著斯坦因的﹐還有從喀什來的湖南書生蔣孝琬。從湖南的湘陰走到中國邊陲的莎車﹐蔣孝琬希望他能夠像他的同鄉左宗棠一樣﹐在塞外成就不凡的功業。他和斯坦因的方向恰恰相反﹐但是所求一致﹐都是實現自我﹑做出點對世界有意義的事。在僵化沒有出路的科舉考試制度之下﹐他知道他的國學根柢只能讓他糊口﹔就算是功成名就﹐最後也就是坐在太師椅上把玩金石。在中國的官僚體系裡﹐墮落是最後的歸宿﹐古今皆然﹐於今尤烈。和他同時期的劉鶚﹐就是個好例子。劉鶚早就看清了中國社會窒息知識分子的超能力﹐所以他遊歷山川﹐寫的「老殘遊記」盡是諷諭時政。可是﹐跳不出中國社會的他﹐下場又是如何呢﹖發配新疆﹐死於戍所。

在沒落沒有生氣的晚清末年﹐蔣孝琬在莎車等了十七年﹔而斯坦因受到英國和印度政府的委託﹐理想立即實現。在一個扼殺創造力的社會﹐蔣孝琬的冒險精神只能換取一個在邊疆地區卑微的師爺職務﹔但斯坦因的冒險精神﹐將會讓他成為英國文化界的英雄。斯坦因將他的生命發揮到了極致﹐至於身後之名﹐外國人沒這個觀念。而蔣孝琬呢﹖他知道幫助斯坦因是他發揮生命的唯一機會﹐可是他將遺臭萬年。中國人的政權﹐就是有這個千古不移的﹑逆淘汰的力量。

我不得不想起了李鴻章和伊藤博文。伊藤博文生平最敬佩李鴻章﹐但是﹐伊藤成為明治維新的大政治家﹐永垂青史﹔而李鴻章呢﹖他早知道中國僵化的歷史評價絕對不會放過他﹐可是在他身處的前所未有的時代裡﹐他要完成那一點兒國家理想﹐只有不計後世名了。所以伊藤說﹐和李鴻章相比﹐他不及百一﹐但是他是多麼地幸運﹐生在日本﹔而李鴻章何其不幸﹐生在中國。


斯坦因是一九○○年第一次來到中國。那次旅行﹐他發現了和闐(Khotan)和尼雅(Niya﹐古精絕國﹐今民豐)古城。但因為對於中國俗民社會的陌生﹑又不諳中文﹐使得他吃盡了苦頭。所以這次﹐他經人推薦﹐認識了蔣孝琬。一百年前的新疆﹐有人會說英文。蔣孝琬的眼光﹐早就超過了那個時代﹐甚至一百年後的今天。他帶著弱不禁風的蔣孝琬穿越塔克拉馬干沙漠﹐繼續尋找消失的帝國。他們愈接近敦煌﹐就發現愈多逝去文明的痕跡。在密遠(Miran)﹐他們發現了數尊佛像。蔣孝琬沒見過那樣的佛像。從湖南過來﹐他家鄉的佛像都是慈眉善目的。可是這些佛像卻不一樣﹕男像濃眉大眼﹐女像則婀娜豐滿。然而﹐這些斯坦因見過。斯坦因年輕的時候﹐曾經在巴基斯坦旁遮普(Punjab)的拉海爾(Lahore)博物館﹐被這些具有希臘羅馬色彩(Graeco-Roman)的佛像深深吸引。那些佛像大多是在今天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邊境甘達拉(Gandhara)地區出土。甘達拉﹐這如今貧瘠的荒山野地﹐當初卻是西方人進入佛教藝術的大門。那兒的巴米揚大佛﹐在唐太宗貞觀年間﹐還是金光閃閃﹔曾經在玄奘十六年的求經路上﹐給予他安定的心靈﹐讓他安然度過無數噬人的夜晚。甘達拉就和喀什﹑敦煌一樣﹐在絲路上成為中西文化接力的渡口﹐也造就了結合中西方特色的藝術。然而﹐二○○一年﹐阿富汗神學士政權一聲令下﹐大佛悉盡毀滅。

一九○七年三月十二日﹐斯坦因來到了敦煌。他的目的是在敦煌尋求在那附近可能有的一段長城。自從十五世紀鄭和下西洋﹐艦隊遠及東非之後﹐大明王朝的性格﹐突然向內蜷縮。嘉峪關封關﹐所謂的「關外」﹐就從漢朝的玉門關﹐倏地向內縮了數百里﹐而敦煌就被拋在關外﹐從此非關中國。而絲路被嘉峪關一分為二﹐也不再現舊日的輝煌。於是﹐嘉峪關外的古長城﹐就只有走向灰飛煙滅。斯坦因的探索﹐無意間似乎喚回了中國人﹐至少是超越當時沒落帝國桎梏的蔣孝琬﹐對古代聲威遠播的中國之記憶。

2007年7月6日 星期五

嘉峪關附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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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高窟(六之一)



到莫高窟﹐沒有人的心情是不沉重的。一九○○年﹐二十世紀開始﹐伴隨著北京蒙受著八國聯軍的蹂躪﹐遙遠的敦煌並沒有感受和警覺到一個即將是中國受盡屈辱的世紀。藏經洞發現了。最早﹐英國人斯坦因到了這兒﹐帶走了二十四箱經卷寫本和繪畫。


一九○八年二月十二日﹐法國人伯希和到了這兒﹐藏經洞的菁華﹐盡數被他帶走。之後日本人大谷光瑞來了﹑俄國人奧登堡來了﹑美國人華納來了。在他們的字典裡沒有「餘地」二字﹐所以他們什麼也不留﹐以至於今天的藏經洞空無一物﹐只留下洞中洪辨和尚的雕像﹐看著這一切驚天動地的轉變﹐但卻永遠無動於衷。

似乎在上個世紀的初年﹐各國都不甘心被世界跨過新的世紀而被拋棄在後。文化上的窮追不捨﹐成了當時的時代焦慮症下的急性反應。就像當時法國的漢學家李維說的﹕「如果法國再不行動﹐我們將是自己光輝歷史的叛徒。」在一陣挖寶風之後﹐多了許多敦煌收藏的大英博物館﹑巴黎羅浮宮﹑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﹑俄國聖彼得堡博物館﹐這些國家又重現了病癒後的神采奕奕﹑志得意滿﹐而中國則是他們廉價的﹑卻無可補償的藥方。這些「盜寶賊」每來一次﹐藏經洞就少了些寶藏﹐多了層血淚。血淚多了﹐成了中國人集體的屈辱。於是我們痛恨斯坦因﹐是他帶給了中國文化的恥辱。我們對看守莫高窟的王道士莫可奈何﹐因為他只是個無知的十九世紀末的小老百姓。

而中國呢﹖文化累積沉澱太多太多﹐以至於麻木了。沒有焦慮﹐只有荒蕪。

我是背著這歷史的恥辱包袱到莫高窟參觀的。我知道我將看到的是轟動世界的寶藏﹐可是卻也是拔不出的刺痛﹐百年的屈辱壓著那根刺傷我的針。如同膽怯於命運的宣判﹐我近乎昏眩。然而﹐導遊馬女士卻是個狠心人﹐我完全沒有心理準備﹐她卻將藏經洞做為第一個參觀點。為了保護壁畫﹐莫高窟所有的洞穴全都上鎖。馬女士將鎖打開﹐少了一百年前王道士發現藏經洞時的那分驚異﹐卻冷酷地更教人生起罪惡感——那百年前的往事﹐如果自己沒有缺席﹐將會是如何呢﹖

藏經洞﹐是敦煌石窟第十七號﹐它就挨在較大的第十六號窟側邊。大門關時﹐洞裡自然是漆黑一片。斯坦因來之前﹐那五萬多件經書和繪畫﹐就在這黑牢裡度過了不只千年﹐無人問津。不但如此﹐風吹來的沙﹐不斷地累積在這十六號窟的洞口﹐已成滅頂。一九○○年﹐王道士清理了積沙﹐洞窟重見天日﹐可是它的側翼卻出現一道裂縫。沙石累積﹐等沙清退之後因為壓力的不均衡出現裂縫﹐也不足為奇。王道士也就不在意這裂縫了。在這即使炊煙也只有孤獨地直入長空的大漠﹐他日出而作﹑日落而息的生活﹐並沒有因此而改變。莫高窟依舊佇立﹐任憑日出日落。後來﹐王道士僱用了一個讀書人抄寫佛經。楊河清每當休息時就點個煙抽。孟夏的某一天﹐他照例點著煙﹐在那落日沙河下﹐享受枯靜。可是這會兒他卻發現﹐那煙進入裂縫﹐便不出來了。他拿煙管敲著﹐竟發出了共鳴。

「不對﹐莫非這牆壁後面﹐還有個洞不成﹖」

楊河清這麼想著。他趕緊將這發現告訴王道士。當天夜裡﹐他們將那牆壁挖開。在微弱的燭火下﹐他們被眼前的一切嚇呆了﹕成千上萬的書卷﹐紮捆地整整齊齊。王道士不知道他發現了震驚世界的「敦煌遺書」﹐不知道他的名字王圓籙將和莫高窟擺在一起﹐也不知道﹐他甚至將以一個英文名AbbotWang在世界知名。更不可能知道﹐他將無辜地成為中國人無知的代表。

然而﹐我們真的可以將責任推給斯坦因﹑伯希和﹑王圓籙﹐一切就一了百了﹐讓我們的民族情結獲得永久的舒緩﹖事實的真相真如同在我們民族主義的放大鏡之下所觀察到的嗎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