莫高窟(六之一)

到莫高窟﹐沒有人的心情是不沉重的。一九○○年﹐二十世紀開始﹐伴隨著北京蒙受著八國聯軍的蹂躪﹐遙遠的敦煌並沒有感受和警覺到一個即將是中國受盡屈辱的世紀。藏經洞發現了。最早﹐英國人斯坦因到了這兒﹐帶走了二十四箱經卷寫本和繪畫。


一九○八年二月十二日﹐法國人伯希和到了這兒﹐藏經洞的菁華﹐盡數被他帶走。之後日本人大谷光瑞來了﹑俄國人奧登堡來了﹑美國人華納來了。在他們的字典裡沒有「餘地」二字﹐所以他們什麼也不留﹐以至於今天的藏經洞空無一物﹐只留下洞中洪辨和尚的雕像﹐看著這一切驚天動地的轉變﹐但卻永遠無動於衷。

似乎在上個世紀的初年﹐各國都不甘心被世界跨過新的世紀而被拋棄在後。文化上的窮追不捨﹐成了當時的時代焦慮症下的急性反應。就像當時法國的漢學家李維說的﹕「如果法國再不行動﹐我們將是自己光輝歷史的叛徒。」在一陣挖寶風之後﹐多了許多敦煌收藏的大英博物館﹑巴黎羅浮宮﹑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﹑俄國聖彼得堡博物館﹐這些國家又重現了病癒後的神采奕奕﹑志得意滿﹐而中國則是他們廉價的﹑卻無可補償的藥方。這些「盜寶賊」每來一次﹐藏經洞就少了些寶藏﹐多了層血淚。血淚多了﹐成了中國人集體的屈辱。於是我們痛恨斯坦因﹐是他帶給了中國文化的恥辱。我們對看守莫高窟的王道士莫可奈何﹐因為他只是個無知的十九世紀末的小老百姓。

而中國呢﹖文化累積沉澱太多太多﹐以至於麻木了。沒有焦慮﹐只有荒蕪。

我是背著這歷史的恥辱包袱到莫高窟參觀的。我知道我將看到的是轟動世界的寶藏﹐可是卻也是拔不出的刺痛﹐百年的屈辱壓著那根刺傷我的針。如同膽怯於命運的宣判﹐我近乎昏眩。然而﹐導遊馬女士卻是個狠心人﹐我完全沒有心理準備﹐她卻將藏經洞做為第一個參觀點。為了保護壁畫﹐莫高窟所有的洞穴全都上鎖。馬女士將鎖打開﹐少了一百年前王道士發現藏經洞時的那分驚異﹐卻冷酷地更教人生起罪惡感——那百年前的往事﹐如果自己沒有缺席﹐將會是如何呢﹖

藏經洞﹐是敦煌石窟第十七號﹐它就挨在較大的第十六號窟側邊。大門關時﹐洞裡自然是漆黑一片。斯坦因來之前﹐那五萬多件經書和繪畫﹐就在這黑牢裡度過了不只千年﹐無人問津。不但如此﹐風吹來的沙﹐不斷地累積在這十六號窟的洞口﹐已成滅頂。一九○○年﹐王道士清理了積沙﹐洞窟重見天日﹐可是它的側翼卻出現一道裂縫。沙石累積﹐等沙清退之後因為壓力的不均衡出現裂縫﹐也不足為奇。王道士也就不在意這裂縫了。在這即使炊煙也只有孤獨地直入長空的大漠﹐他日出而作﹑日落而息的生活﹐並沒有因此而改變。莫高窟依舊佇立﹐任憑日出日落。後來﹐王道士僱用了一個讀書人抄寫佛經。楊河清每當休息時就點個煙抽。孟夏的某一天﹐他照例點著煙﹐在那落日沙河下﹐享受枯靜。可是這會兒他卻發現﹐那煙進入裂縫﹐便不出來了。他拿煙管敲著﹐竟發出了共鳴。

「不對﹐莫非這牆壁後面﹐還有個洞不成﹖」

楊河清這麼想著。他趕緊將這發現告訴王道士。當天夜裡﹐他們將那牆壁挖開。在微弱的燭火下﹐他們被眼前的一切嚇呆了﹕成千上萬的書卷﹐紮捆地整整齊齊。王道士不知道他發現了震驚世界的「敦煌遺書」﹐不知道他的名字王圓籙將和莫高窟擺在一起﹐也不知道﹐他甚至將以一個英文名AbbotWang在世界知名。更不可能知道﹐他將無辜地成為中國人無知的代表。

然而﹐我們真的可以將責任推給斯坦因﹑伯希和﹑王圓籙﹐一切就一了百了﹐讓我們的民族情結獲得永久的舒緩﹖事實的真相真如同在我們民族主義的放大鏡之下所觀察到的嗎﹖